第454章：倭国佛教与华夏佛教（3/5）

西元653年，日籍僧人（日僧）道昭(西元629年—    西元700年)来到中国唐朝跟随玄奘法师学“法相宗”之“教义””。归国后，他以“元兴寺”为中心弘法，日本史称“南寺传”。西元716年，日僧玄昉(？    一西元746年)入唐后随智周习法，以日本“兴福寺”为中心弘法，日本史称“北寺传”。“奈良时代”是“法相宗”的全盛时期。

该宗人才辈出，形成了当时佛教思想的主流。其中的“护命”、“善珠”、“神敷”等高僧都是著作甚富、对教观颇有研究的学者。而“俱舍宗”和“法相宗”分别被称作    “小乘有宗”与“大乘有宗”。

由于在教义上的相互联系，“二宗”在同时传入日本时，“俱舍宗”在事实上就称为了“法相宗”的“附属宗派”。相比之下，“华严宗”是由新罗僧审祥（？    一西元742年)传入日本。审祥曾留学于唐朝，师事“法藏学”的“华严宗”。西元740年—西元742年，他在日本“金钟寺”道场首次开讲《华严经》，并传法与日僧良辨。

“华严宗”与皇室贵族关系密切。“倭王”（“圣武天皇”）极重华严宗，比如在西元749年，其颁布发令规定诸宗、院讲说经论，要以《华严经》为本，同时还勑中央寺院“东大寺”为华严宗的“本寺”。

到了西元754年，唐代高僧鉴真(西元688年—西元763年)应日僧的邀请，成功东渡日本后，在“东大寺”的“毗卢舍那”大佛前、大佛殿西侧、下野“药师寺”和筑紫“观音寺”建筑戒坛，以传布“南山律宗”。

“奈良六宗”传入日本后，被日本朝廷作为施政的一种指导思想来加以利用。为了获得本阶级的现实利益，日本侧重建寺、造像，诵经。在写经方面，各宗在教义上无多大发展，基本承袭中国各宗固有教义。

西元804年，最澄(西元767年—西元822年)和空海(西元774年—西元835年)同是入唐求法。    归国后，最澄以“比睿山”为中心，创立了日本的“天台宗”。与此同时，空海以东寺和高野山为中心，弘传“真言宗”。

两宗是日本“平安时代”(西元794年—西元1192年)的“代表宗派”，开始重视宣传，解释    教义、教理。日本的“天台宗”弘传中国“智觊”的“天台法系”，宣传“一念三千”，即世界万物都是人心一念的产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