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16章：管住通事,趋利避害（4/5）

“广州十三行”中著名的行商潘启官就曾说过，他自己无权改变官员所规定得价格，而且其他外国公司已按这个价格签订了合约。正是管理趋于规范化，才使清朝表面上“闭关锁国”，实际上由官府垄断贸易。

随着外国人来华贸易额的增加，外国人开始和他们所雇用的“通事”勾结在一起，让通事帮助他们采办货物，如此一来就形成了走私和偷税行为，因为“通事”可以通过其它关系，从民间采购物品转卖给洋人。

马士的《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》中有记载，松筠在清朝嘉庆十六年（西元1811）年担任“两广总督”时，因为他曾陪同马嘎尔尼使团回到广州。所以，英国人就让一个叫阿耀的“通事”帮他们去北京，向即将上任的“两广总督”松筠赠送礼物，像通过行贿来给自己打开方便之门，结果事情败露，阿耀被捕入狱。

关于这件事，中文资料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：阿耀就是中国人李耀，是广东佛山南海县人，“谙晓夷语”，嘉庆九年在英国人的喱臣噸夷馆“为夷人服役，积有家产”，喱臣噸回国后，他来到通事林广馆帮同办事，“蒙捐职衔”，嘉庆十五年改名“李怀远”后，捐（买官）九品职衔，嘉庆十八年进京捐中书科中书职衔。

之后，李耀“仍与夷人交结”，随着茶叶逐渐成为英国人进口的大宗，与李怀远熟识的英国人益花臣就雇了李怀远“代为估看茶叶，高低评定价值，”李怀远乘机向英国人借银两，每次数十两至一二十百不等，先后共得九百两，并将这些钱作为自己的活动经费，或是用来低价采购西洋人所需要的商品在高价卖出。

由于从明朝末年至清朝前期，负责同非中国朝贡国的欧洲国家交往的“通事”是明清时期中外经济交流的特殊群体，因此，清政府从封建经济、政治角度出发，强行将其纳入到自己的对外贸易制管理体制中。

清朝通过“公行制度”，对“通事”的人员构成、职责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，让其负责向来华的洋人传递政府法令，并赋予相应管理外商的功能。如此一来，清朝便能避免像明朝后期那样開放“海禁”却收不到钱。